的性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重点在于“因逃逸”，而“因逃逸”是一种主观上的因素，具体说就是犯罪动机;该动机较之不是因为逃逸而是主动护送被害人抢救，只是由于离医院太远而未能及时抢救导致的死亡等情况来说，无疑具有更深的主观恶性，所以刑法才规定加重其刑。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死亡结果则是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可见，如果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这一死亡结果就不能当作交通肇事罪构成的成立要件了;如果当作情节加重犯，则死亡结果可以当作该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因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所带来的问题则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笔者以为，第二种观点站在情节加重犯的角度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无疑是可取的。但是，该论者的观点又存在一些问题，(1)该论者认为情节加重犯有单纯的情节加重犯与复杂的情节加重犯之分，这一主张似有为了论述而创造概念之嫌。要知道，刑法理论中从来都没有什么“单纯的情节加重犯”与“复杂的情节加重犯”这样的概念，如此随意不加充分论证就提出一个新命题的做法，是违背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和要求的.(2)该论者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是带有一定结果加重色彩，并且死亡结果本身又是构成要件结果”。这一论述首先犯了双重评价的错误，因为，该论者明确承认这一规定既具有结果加重性质，又是基本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这也就是对被害人死亡进行了两次的法律评价。其次，该论者一方面认为不应将“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另
一方面又没有摆脱结果加重犯的束缚，仍然囿于结果加重犯的案臼;于是，论者得出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一个兼有结果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双重性质的规定，即所谓“复杂情节加重犯”。这一结论实际上并没有给人以明确的答案，反而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质变得更加模糊。而且，“复杂情节加重犯”这一命题本身的科学性尚需论证。
综上，笔者认为，将“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释为情节加重犯，既不违反刑法中的有关理论，又能有效解决实践中此类交通肇事案件的定性问题，并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充分发挥化田曰空现吉件老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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