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B；对于竞争取向的决策者，不论对手出X还是Y，他都取向于出B。由此，我们推论：
表2决策者的效用矩阵转换
附图
假设2：群体的合作行为受到个体价值取向的影响，由于受效用矩阵转换的影响，合作型的被试会进行更加多的合作，其次才是个人型的被试与竞争型的被试。从总体上来说，竞争型的被试会导致最少合作。
1.3任务结构、价值取向存在的交互作用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对这些交互作用做进一步的检验，并且就这些交互作用对决策者的效用矩阵的转换作一定的讨论。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决策者面临着不同的决策任务，由于决策者效用转换不一样，对于先手两难、后手两难任务，决策者会根据自己效用的产生几种最佳偏好。由于具体的对策情景中的变化，个体的判断相应也会有所变化，但是对于个体取向与竞争取向的被试，这些偏好是基本稳定的。根据在前段中关于效用转换的分析我们认为，不论对于先手两难还是后手两难，三种类型的决策者都会做出一致的判断，因此，我们推断：
假设3：任务结构、价值取向的交互作用造成的对任务对策矩阵的转换对决策者最后的合作行为有影响，但在本研究中不会显示出交互作用。
本研究采用社会两难问题作为任务背景，研究个体价值取向对群体合作的行为的影响，为个体选拔与合作行为的诱发提供一定的依据。我们认为，合作不仅受到个体价值取向的影响，而且，决策任务也会有效地诱发合作。在群体任务中，合作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任务结构与价值类型的组合可能会产生相互影响。在选用不同的群体成员的时候，为了通过群体合作而得到群体的高绩效，应当考虑任务结构与个体特征的组合，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2方法
本实验采用2（任务结构）×3（价值取向）的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价值取向是被试间因素，而任务结构是被试内因素。测量的因变量是决策者的合作行为。
2.1被试
某大学的62名研究生参加了这个实验，其中男50名，女12名；最大年龄38岁，最小年龄25岁，平均年龄27.15岁。在每一次做实验的时候，同时有6名被试参加。被试被告知，他们将与不同的成员进行轮流合作，完成实验任务。
2.2对策游戏
我们用8个社会两难对策矩阵进行这项研究。这些两难矩阵的基本形式如表1所示，我们变化X[,1],X[,2],X[,3],X[,4]的值，得到8个不同的矩阵，其中4个矩阵是先手两难问题，另外4个是后手两难问题，然后通过计算机屏幕呈现给被试。
2.3操作检验(manipulatiocheck)
为了确定被试确实理解了对策游戏的结构与规则，我们让被试首先对一个对策矩阵进行判断，请被试填写出在一个对策矩阵完成以后，对策双方的得益值。当被试填写正确，确认被试理解了实验任务以及对策结构以后，再让被试继续往下做。同样，对于三重价值取向的测量，我们也设计了操作检验，让被试分别填写不同选择情景下的得分，在被试明白了测量的含义后，再开始做价值取向测量。
2.4价值取向的测量
对于个体的价值取向，我们利用“三重对策矩阵”的方法来测量，这种方法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重测信度[2]。这种测验矩阵如表3所示。
表3三重对策矩阵
附图
这些矩阵有以下的规律：选择一的自己得分是3个选择中最高的，选择二的自己得分与他人得分的差异是3个选择中最大的，选择三的双方的得分之和是3个选择中最高。测试时将3种选择的顺序随机打乱。不论是被试倾向于个人利益、群体共同利益、还是与对手的得益差异，都只能倾向于其中的一种选择。如果倾向于选择一，被试个人的绝对得分最高，表明被试有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取向；倾向于选择二，表明被试倾向于与别人竞争，因为自己能取得最大的相对优势；倾向于选择三的被试着重关心双方的共同的利益，这样的被试是合作倾向的。为了保证被试的反应有较高的稳定性，我们参考Dreu和McCusker[2]的标准，将在12次对策中有7次一致反应的被试才划归为其中的一类。
2.5实验的仪器
整个实验过程都在计算机上实现。整个系统由1台HPE45服务器与6台工作站组成，以WindowT4.0操作系统联网。虽然整个实验并没有在网络上进行，我们还是采用联网的形式取得良好的效果。实验的程序用VisualFoxPro3.0编程。在实验过程中，被试不允许用言语方式进行讨论。同时，三台工作站的方置方向各异，每个人有独立的工作空间，以免相互影响。
2.6实验的程序
被试进入实验室以后，主试先介绍实验的主要目的与方法，并且演示计算机的鼠标与键盘的基本用法。被试先熟悉计算机的使用，5分钟后开始正式实验。被试先进行价值取向类型测量。计算机呈现指导语后，主试进行解释，被试确定明白测量程序后开始实验，要求被试在5分钟内完成12个三重对策矩阵的决策。然后进行对策游戏。计算机上呈现指导语后，主试进行解释，被试确定明白测量的程序后开始对策，要求被试在10分钟内完成8次对策。
2.7合作行为的测量
如果被试在一次对策中采取合作的策略，就记1分，当完成8次对策后，分别计算不同情景下8次对策被试所得的总分，记为该被试在这种情况下的群体合作行为的分数。
3结果
3.1价值取向测验的结果
对于价值取向测验，我们把能在其中的7次或者7次以上选择中做出一致决策的人划分为具有较为稳定价值取向的人，其中13个被试的反应不稳定，我们把这些人划为一类。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中的结果看，不同价值类型的人呈均匀分布(x[2]=4.84,p=0.184)，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但不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在此不作讨论。
表4价值取向测量结果
价值取向类型个人取向合作取向竞争取向不能确定
人数23131313
百分比37.121.021.021.0

3.2价值取向与对策策略对群体合作的影响
因为本实验采用2（任务结构）×3（价值取向）的双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任务结构是被试内重复测量因素；价值取向是被试间因素。测量的因变量是决策者的合作行为。我们以任务结构与价值取向为自变量，合作行为分数为因变量，作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repeatedmeasureANOVA)[10]，得到的结果如表5与表6所示。
表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被试内效应检验
变异来源平方和自由度均方F值显著性
任务结构(F1)12.439112.43917.2270.000**
任务结构×价值取向0.05730.0190.0260.994
残差(F1)41.879580.722

注：*p＜0.05,**p＜0.01。
表6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被试间效应检验
变异来源平方和自由度均方F值显著性
常数项（截距）446.2141446.214364.2120.000**
价值取向16.57735.5264.5100.007**
残差71.059581.225

注：*＜0.05,**p＜0.01。
从表5的结果看，任务结构对决策者的合作行为的影响达到了极显著水平，F(1,58)=17.227,p=0.000，使得假设1得到了验证。从表6的结果看个体价值取向类型对决策者合作行为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F(3,58)=4.510,p=0.007，验证了假设2。在表5当中，任务结构与价值取向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水平，F(3,58)=0.026,p=0.994，也验证了假设3。
4讨论
本研究证明了决策任务的结构、决策者自身的价值取向会影响决策者在社会两难问题中的合作行为，并且，我们认为，决策者的这种决策与风险决策一样，存在着一个效用函数的转换过程。决策者的这个效用函数的转换过程受到自身的价值取向与对对手可能选择的估计影响，通过对社会两难情景下的实际（得益／损失）矩阵的转换，形成一个决策的效用矩阵，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同时对群体的绩效产生了影响。
研究的第一个结果是社会两难的任务结构对决策结果产生了影响。我们所选用了两种社会两难任务：先手两难与后手两难。由于这个结构的差异，使得对策过程中双方的主动性发生了变化。在后手两难当中受到对手报复的可能性要远远地大于在先手两难问题中受到报复的可能性。因为在先手两难问题中，报复是“损人不利己”的，自己的利益反而会因此而减少。正是由于这种估计，使得决策者在后一类结构的问题当中，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决策。
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对两难任务决策的决策行为也有影响。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决策者在两难任务决策中，对4个方面的得失：他人利益、共同利益、自己利益、相对利益赋予了不同的权重，决策者的效用函数矩阵也由此而体现出来。表2列出了绝对的个体取向、合作取向、与竞争取向的被试对实际矩阵转换后的效用矩阵。实际上，这些绝对类型的被试是相当少量的，而只是偏向于哪一种类型。对于这些效用的转换也是一个分布，实际的效用矩阵只是介于这些矩阵之间的。
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应当对决策的最后结果发生影响，这也是当决策者的效用函数的几个影响因素：任务结构、自身的价值取向与对对手的期望达到稳定以后，效用函数决定最后的决策选择。这种转换的稳定性也在假设3当中得到了验证。在社会两难问题当中的这些决策很大程度上决定的群体作业绩效的高低[2]。所以，单纯地考虑个体自身的因素来决定在这种网络条件下的群体合作任务成员的选拔标准是不够充分的。本实验的研究任务也可以作为一种测试的工具，对决策者的效用函数与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测量。为了获得最多的群体合作行为，应当从任务结构与决策者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效用函数转换特征等多个方面入手来探讨，提高群体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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